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炉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于2015年1月26日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并报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查。

2015年3月24日，中国足协在北京召开第十届执委会第四次会议，正式提出实施足球改革方案。

时过境迁，五年一个周期后，我们再次回顾旧案，脚改、脚改精神落实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的国家队和各级俱乐部比赛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我们的青训和青训比赛在规模和吸纳足球人口方面是否达到预期？

今天，回顾当时的具体计划，我们可以一窥这是五年的收获还是五年的损失。

方案一

“三个目标”，即“三步走”战略

所谓三个目标，在总体规划中分为近期、中期和长期。

近期目标：改善足球发展环境和氛围，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形成足球事业协调发展的格局。足球和足球产业。

中期目标：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长，职业联赛组织和比赛水平达到亚洲顶尖水平，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亚洲前列。世界顶级球队的排名。

长期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足球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体育运动，全社会形成健康的足球文化； 职业联赛组织和比赛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积极申办男足世界杯； 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显着提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

评价

在“短期目标”方面，“改善环境和氛围”。 平心而论，在足球改革计划的五年周期结束时，中国足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狭义经济危机，进而引发了广义社会危机。

中甲、中乙大量拖欠工资、拖欠税款、解散、失业等现象，几乎彻底摧毁了职业足球的根基。

持续十年、尤其是近五年达到顶峰的顶级金元热潮，将联赛生态系统的整体运营成本推向历史高峰，引发大量民间中小规模资本退出比赛，间接影响了足球人口的吸纳。

“中期目标”方面，依托国家体系优势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中超、足协杯等国内赛事举办水平达到亚洲顶级、世界一流，中超联赛的上座率连续五年位居全球第六（场均观众人数超过2.4万人）。 也正是在这五年，中超联赛开始向欧美拓展，转播权销往世界各地。

然而，男足和女足各自的目标并未实现：近五年来，男足在亚洲各级青少年比赛中均遭遇失败。 过去17次，青年队只有两次进入8强。 1997年国奥没有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2001年年龄段的国青队25年来首次无缘亚青赛。

女足的情况稍好一些，世界杯小组出线、进军东京奥运会指日可待，尤其是贾秀全上任以来精神面貌大为改善，确实令人欣慰。 但距离“重返世界一流”仍有巨大差距。 面对欧洲国家普遍重视女足并在过去五年中迅速崛起，中国女足的改革步伐必须加快。

在“长期目标”方面，申办世界杯的愿望目前受到传统报道规则（同一大陆不能连续举办赛事）的限制。 不过，随着中国足球党委书记杜兆才在2019年正式出任国际足联董事（这是中国足球近五年来最重要的外交胜利），以及2021年世俱杯和2021年世俱杯的主办权， 2023年亚洲杯夺冠，世界杯夺冠。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至于“大幅提升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强队行列”的计划，笔者暂时不予评论……

计划2

中国足协调整改革

中国足协作为行业的主导部门，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的混淆），这是国内各界对中国足球职业（领域）轻视的焦点和误解。

拿真实情况来举例，以中超联赛累计达到16亿元的外援调整费为例。 由于足协的身份，这笔外援调整费的结算目前遇到困难。

不仅因为中国足协作为行政部门没有收费牌照，还因为所谓的“足球发展基金会”受国家《基金会管理条例》约束，不接受名义上的“足球发展基金会”。俱乐部调整费中的“捐款”，只能存入中超账户——但由于足协自称是商业协会，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资金划转规定...

因此，巨额的外援调整费一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烫手山芋。

《总体方案》中，关于足协改革，大致可以集中在这两项上：

①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改变中国足球协会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组织架构体育总局两个牌子一套人。 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组织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职业交流等方面享有自主权。

②中国足协不设行政级别。 领导班子的组成应当体现广泛代表性和专业性，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代表、地方和行业足球协会的代表、职业联赛组织的代表、知名足球界人士、社会知名人士和专家组成。专家代表及其他人员。

评价

从事实出发，2019年8月底中国足协换届，任命原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党委书记陈戌源为主席，新足协史无前例地大量聘用社会人士协会领导班子是落实规划精神的重要一步。 向前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理论上，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一套人两块牌”的怪异格局已经结束。

然而基于同样的事实，以陈戌源、刘毅为首的中国足协改革派虽然高调上台，但人们期盼的“1898改革”始终没有到来。

尽管足协新班子通过限制非血缘亲属入籍、抑制财政投入等方式，有效打击了旧势力的既得利益——但现实中，尤其是面对重大社会突发事件，足协依然无法逃脱。 接受国家体育总局的行政领导。

以最近的案件为证，辽足目前的生存是由于其在东北足坛过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各方利益的交织。 手足无措的中国足协被迫做出是否禁止辽足俱乐部注册资格的判断。 笔交到了总局领导的手里。

与此同时，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中超联赛这个最能体现中国足球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机构，仍然是一个镜像。 即便组委会早已确定，即便中国足球已经交出中超股份荷兰足球协会，但职业联赛的上市运营仍遥遥无期。

笔者此前曾讨论过职业联赛建立的难度以及即使建立也会面临的内部制约和混乱。 保守派十年来苦心经营的利益网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推翻的。

方案三

完善俱乐部运营模式

大致可以分为两点：

①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 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化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投资足球场馆等资源，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俱乐部区域化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非公司名称。 我们将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着眼长远，系统谋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②推动俱乐部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 制定俱乐部人才引进和薪资管理标准，探索实施球队和球员的全面薪资管理，有效防止球员身价虚高、无序竞争等问题。 研究引进高水平外籍球员名额限制等相关政策和决策机制，妥善处理引进外籍球员与培养本土球员的关系。 加强俱乐部劳动合同管理，严厉查处“阴阳合同”等违法行为，及时纠正拖欠工资。 调整俱乐部运动员转会费政策，减轻俱乐部负担。

评价

除了上面提到的拖欠工资问题之外，俱乐部近五年来还凸显的经营困难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足协往往参与太少，面对危机存在懒惰和严重的官僚主义。 。

这导致一些足球欠发达地区始终面临着职业足球荒漠化的危机。 典型的有安徽、湖南、宁夏、福建、四川等。

也有一些领域官僚控制过强，导致资本权利萎缩。 这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典型的职业足球困境。

至于俱乐部“解体”、禁止异地转会，这方面对于落实足改精神还是颇有成效的，值得点赞。 当然，政策执行必须辩证科学，切忌一刀切。 需要考虑投资者因权益受损而可能出逃的风险。

在俱乐部人才引进方面，近五年来最令人震惊的事件，无疑是由于足协及旧队高层一些知名保守势力的逐利政策，导致正式入队。无血缘关系的归化人载入中国足球史册。 。

没有血缘关系的入籍是对人伦关系的侵犯，是对文化层面上祖先的破坏。 这是专业层面上自欺欺人和政治奉承的倒退。 它还滋生腐败，破坏经济层面的公平竞争。

分析来说，兴奋剂其实是害国害民的荷兰足球协会，是历届足协班子在利益输送下为中国足球埋下的一大雷区。

好在里皮下课，李铁上任。

作为新一届足协班子倡导的“去资本化”改革在教练方面的代表人物，李铁在一定程度上是新一届足协班子的“代言人”。 步伟入籍外军已经提上日程。

计划4

普及社会足球，完善人才培养

经过总结，大致可以细化为以下三项：

①推动社会足球与职业足球相互促进发展。 通过社会足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职业足球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和人才基础。 通过加快职业足球发展，推动社会足球的普及和提高。

②加强足球人才培养。 按照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构建包括国家、地区、行业、专业机构、社会力量在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培训组织架构，加强足球教练员、裁判员、裁判员等专业人才培养。和讲师。 充分发挥体育院校和体育科研院所在足球理论研究和足球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加强国际交流，引进一批高水平外籍讲师，对中国教练员、裁判员、讲师进行大规模培训。

③加强足球管理人才培养。 加强各级足球协会、俱乐部等组织的专业实力，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水平。 打造一支适应现代足球管理需要的专业化、国际化管理团队。

评价

从比赛场数来看，据笔者调查统计，2018年我国十一人制足球比赛注册场次总数为：67.1万场； 中国足协旗下44个会员足球协会注册的十一人制足球比赛总数为：28.3万场。

其中，内蒙古（4.1万）、广东（3万）、四川（2.4万）位居省级足协前三； 大连（2.2万）、成都（1.6万）、南京（1万）位居重点城市足协前列。 前三名。

从区域主客场双循环联赛来看，2018年仅有7个省级足协和2个重点城市足协在区域内举办联赛。

对比欧洲足球强国，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差距：法国平均每年举办比赛超过83万场，而荷兰这个发达国家中人口较少（1700万）的国家，平均每年可以举办63.3万场比赛！ 德国就更可怕了，平均每年比赛场次超过160万场，赛季期间平均每周比赛场次8万场！

裁判员方面，截至2018年12月，中国足协下属44个会员协会共有持证裁判员20685名。 内蒙古足协（2316人）、江苏足协（1360人）位列省级前两名。

全国范围内，广东青山足协（253人）、河北唐山足协（210人）在各市足协持证裁判人数中位列前两名。

中国足协下属44个协会中，多达10个省级足协和2个重点城市足协只开设了1-2个裁判员培训课程，与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相关培训课程完全不符。 关联的文章; 2018年两省协会未举办裁判员培训班，新增裁判员为零！

教练员方面，截至2018年9月，中国足协所属44个地方协会共有持证教练员23694人，其中浙江足协（2868人）、北京足协（1484人）位居前两位。

如此数量的教练，与我国庞大的人口相比，与欧洲足球发达国家相比也显得相形见绌：高端教练级别，即Pro级和A级教练，法国，人口为66.8万人，分别有112人和4582人。 人口1140万的比利时分别有136人和2684人，人口430万的克罗地亚分别有138人和456人，人口5480万的英格兰分别有283人和1513人，人口4860万的西班牙分别有2351人和12738人。 其中，人口8047万的德国分别有866人和3789人，人口6000万的意大利分别有802人和1813人，人口310万的威尔士分别有79人和247人。

我们只能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方案五

加强足球场建设和管理

具体规定可概括如下：

①扩大足球场馆数量。 研究制定国家足球场建设规划。 将足球场建设纳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明确刚性要求，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 因地制宜建设足球场，充分利用城市、乡村的荒地、闲置土地、公园、林带、屋顶、人防工程等，建设一大批简易实用的非标准足球场。 创造条件满足校园足球活动的场地要求。

②为足球场馆建设提供政策支持。 对社会资本投资足球场建设，落实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③提高现场设施运营能力和综合效益。 按照管办分离、非营利的原则，通过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邀请专业社会组织或企业投标负责公共足球场的管理运营，推动公共足球场低价或免费向公众开放。 推动学校足球场在课外时间低价或免费向社会开放，建立学校与社会共享场地机制。

评价

截至2019年1月，据笔者研究统计，全国共有足球场54528个，其中标准足球场13613个，非标准足球场40915个。

标准足球场最多的省份是广东：1981个； 标准足球场最多的城市是南京：262个；

非标准足球场最多的省份是河北：5737块； 非标准足球场最多的城市是广州：900块；

拥有室内足球场最多的省份是广东：399个，其次是内蒙古，有315个。同时，广东也是拥有现代化体育场馆最多的省份：305个。

按人口折算，我国5.4万个足球场，平均每万人拥有球场数：0.4个； 而法国/德国/荷兰平均每万人拥有田数为4个荷兰足球协会，具体如下：

法国共有27,957个足球场（其中16,613个标准足球场），每年举办83万场比赛，平均每个球场每年举办30场比赛。

荷兰有6,926个标准足球场，每年举办623,394场比赛，平均每个球场每年进行90场比赛。

德国有33,022个足球场，每年为16万支球队提供超过160万场比赛，平均每个球场每年进行48场比赛。

仅巴伐利亚足球协会就注册了 4,696 个俱乐部和 28,266 支球队。

如果按照德国的场馆使用率，中国每年应该有250万场比赛，但实际上我们每年只有67.1万场比赛，而且我国和德国的人口比例是17.5：1。

后记。

五年前，改革方案出台后，整个足球界和教育部门等相关行业都非常兴奋，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 当时为了进行足球改革，国务院专门成立了足球改革领导小组，由副总理刘延东担任组长，这也表明了政府对足球改革的高度重视。

2015年4月，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任组长，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任副组长，时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足协担任集团办公室主任，时任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健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如今，这些官员及其幕僚大部分已解除武装。 《总体规划》的内容和精神落实到什么程度，外界只能从看到的结果来推断看不见的过程。

不得不说，在这五年周期里，中国足球的整体发展并不理想。 无论是经济层面的产业扩张，还是简政放权，还是最终成果的落实，我们的改革步伐似乎都太慢了。

中国足球改革与国家“十三五”规划同步。 “十三五”规划在全国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但足球运动却仍在原地打转。

新的五年周期已经到来，足协新班子上任已经半年了。 作为评论员，我们对未来还是抱有希望的，希望《总体规划》的计划能够尽快得到回报。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但一代人的青春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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